第3章 词坛圣手[2/2页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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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/>    洪州黄鲁直何许人也？着名文学家、书法家、江西诗派开山之祖。其创作思路有迹可寻，甚讲法度，便于学习，所以其追随者很多。至若其诗作，法度严谨，说理细密，影响深远。

    苏轼荐其曰“瑰伟之文，妙绝当世；孝友之行，追配古人”。

    纵然此二人往来甚密，更有师生之谊，所言却非阿谀奉承之词。文人相轻，亦可文人相亲也。

    苏轼在诗、词、散文、书、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。文纵横恣肆；诗题材广阔，清新豪健，善用夸张比喻，独具风格，；词开豪放一派，乃是豪放派代表，；散文着述宏富，豪放自如，与欧阳修并称“欧苏”，为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。苏轼善书，“宋四家”之一；擅长文人画，尤擅墨竹、怪石、枯木等。

    彼时文坛以王介甫和司马君实为宗，苏东坡则可谓是文豪。

    神宗皇帝曾问身边的近臣，苏轼可以与哪个古人比作？有人说“唐李白文才颇同。”神宗说：“不然。白有轼之才，而无轼之学。”这十二个字真是一语中的，神宗不失为有眼力的皇帝。苏轼胜在才学渊博，堪称十项全能。也难怪宫中传出“神宗尤爱其文，宫中读之，膳进忘良，称为天下奇才”之闻。

    如此一个朝野俱名的当世大文豪，却因种种缘由而仕途坎坷导致颠沛流离，真真是时运不济，命运多舛。

    政治上的苏轼，虽然没有达到自己达到的要求，但是老天给他关了一扇门时亦给打开了一扇窗。仕途坎坷，成就了他在文艺领域的辉煌；造成他作为政治家的悲剧、文学家之幸运，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；他命运的文化意义在于，既创造了不朽的文化业绩，又在人生境界上完成了儒、道、释三教思想的圆融，开启了士人人格的审美化之路。

    苦难，于部分人而言是灾难，会因而一蹶不振；但于部分人而言则是打磨，砥砺前行，得到自我精神上的升华，从而成就自我。

    苏轼，无疑是后者。

    用后世的一句话形容王棣对苏轼的崇敬之心，那便是：犹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，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。

    至于乃祖王安石，那亦是不可多见的大牛人，游走于政坛、文坛，皆为顶尖翘楚人物。只是，在王棣看来，祖父给自己的感觉是慈眉善目的老者，而非当世举足轻重的大人物。是尊重的濡沫之情，而非崇拜的追星之感。

    关于王安石与苏轼的矛盾冲突并非私密之事，苏轼之所以郁郁不得志，大半是因反对变法所致。二人因缘际会于这个积贫积弱、内忧外患的年代，身不由己的卷入了党派之争。政治上的背道而驰，是两人在官场上针锋相对。但这只是政见不同，而非品德相厌。

    开初，苏轼中进士第，时任工部郎中、知制诰的王安石为他起草任命制词曰：“尔方尚少，已能博考群书，而深言当世之务，才能之异，志力之强，亦足以观。”

    而往年一些词人以金陵怀古为题所作《桂枝香》词有三十多首，时人公认王安石所作最好。“千里澄江似练，翠峰如簇。”王安石词的上阕写晚秋登高所见风景，下阕转入怀古之思，“叹门外楼头，悲恨相续。”把壮丽的景色与深沉的历史完美融合，艺术表现上“一洗五代旧习”；汲取六朝历史教训，透露出忧患意识与变革思想。之后苏轼读此词后亦感叹道：“此老乃野狐精也！”此语足见尊仰之心。

    二人同为欧阳永叔门下，且各身负才学，却因政治见解不同站在对立面。但彼此从未看轻对方，而是引为人生知己。

    到得这年，苏轼转任汝州。黄州赴汝州的近便路线应是西北向行，但他却沿着长江水路向东而行，再拐进运河，转道淮河、汴水，再去汝州。兜了一个大圈子的线路设计，就是为了绕到金陵，专程来看望王安石。

    以往的恩怨情仇，只剩下了惺惺相惜。

    这，方是两大文豪的正确相处模式。君子之交淡若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；君子淡以亲，小人甘以绝。彼无故以合者，则无故以离。

    码头上的相见很短暂，苏轼前来，舟车劳顿且有家眷随行，不好在这种场合多作逗留。

    眼见着围拢过的群众越来越多，有认识王安石的赶紧行礼。待到江宁知府王胜之赶到时，里里外外围着的群众已有数百人。

    王、苏便相约隔日同游蒋山，泛舟言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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